法显

属于::晋朝

人物生平

幼年出家

法显本姓龚,他有三个哥哥,都在童年夭亡,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,在他才三岁的时候,就把他度为沙弥(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)。

十岁时,父亲去世。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,便要他还俗。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,他对叔父说:“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,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。”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。不久,他的母亲也去世了,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。

二十岁时,法显受了大戒(和尚进入成年后,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)。从此,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,行为更加严谨,时有“志行明敏,仪轨整肃”之称誉。

3岁从宝峰寺出家做沙弥,20岁受比丘戒。常慨叹律藏残缺,誓志寻求。遂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(399年)和同学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前往天竺求法。遍历北、西、中、东天竺,获《方等般泥洹经》、《摩诃僧祗律》、《萨婆多律抄》、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、《摩诃阿毗昙》等梵本。后又在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获《弥沙塞律》、《长阿含》及《杂藏》等梵本。

由海路回国,前后凡14年,游30余国,携带很多梵本佛经,于义熙八年(412年)达青州长广郡牢山(今山东青岛崂山)。第二年秋到达晋都建康。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、宝云等译出《摩诃僧祗律》40卷,《僧祗比丘戒本》1卷, 《僧祗比丘尼戒本》1卷, 《大般泥洹经》6卷, 《杂藏经》1卷,并撰写历游天竺记传《佛国记》(即《高僧法显传》 。后圆寂于荆州辛寺。

法显3岁出家。于东晋隆安三年(399年)从长安(今陕西西安)出发,经河西走廊、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(今新疆焉耆附近),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(今新疆和田),南越葱岭,取道今印度河流域,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,再返巴基斯坦境内,后东入恒河流域,达天竺(今印度)境,又横穿尼泊尔南部,至东天竺,在摩竭提国(即摩揭陀)首都巴达弗邑(今巴特那)留住3年,学梵书佛律。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,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。

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(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)乘商船到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,留2年,续得经本,再乘商船东归,中途经耶婆提(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),换船北航。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,转取陆路,于义熙九年(413年)到达建康(今南京)。义熙十年(414年),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,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《法显传》。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。

立志奉佛

《祐录》原文:常慨经律舛缺,誓志寻求。《高僧传》完全抄《祐录》原文。这里虽然经律并提,然而重点在律。《古今译经图纪》也抄录了《祐录》原文,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亦然。

《历代三宝记》、《大唐内典录》有另外一个提法:“求晋所无众经律论”。这提法太空泛,没有说到点子上。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。《法显传》第一句话就是:“法显昔在长安,慨律藏残缺。”这里只提律藏,没有提经论。他在印度巴连弗邑,又写道:“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。”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。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。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,来华后受到欢迎。在《梁高僧传》卷二《弗若多罗传》中就有这样的话:“先是经法虽传,律藏未阐。”( 参阅任继愈主编: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二卷,页580—582)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,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,以济中国佛教之穷。

《祐录》原文: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发自长安。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 年,后秦弘始元年。《法显传》作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”。今传世各本《法显传》皆作“弘始二年”,乃弘始元年之误。《高僧传》卷三、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七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三、《古今译经图纪》卷二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三,皆作“东晋隆安三年”,是正确的。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,罗什到长安二年。

西天取经

《祐录》原文:西度沙河,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四顾茫茫,莫测所之,唯视日以准东西,人骨以标行路耳。屡有热风、恶鬼,遇之必死。显任缘委命,直过险难。有顷,至葱岭。岭冬夏种雪,有恶吐毒风,雨沙砾。山路艰危,壁立千仞。昔有人凿石通路,傍施梯道。凡度七百余梯,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。仍度小雪山,遇寒风暴起,慧景噤战不能前,语显云:“吾其死矣,卿可时去,勿得俱殒。”言绝而卒。显抚之号泣曰:“本图不果,命也奈何!”复自力孤行,遂过山险。凡所经历,三十余国,至北天竺。同《法显传》比较起来,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。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,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,有的同《祐录》差不多,有的比它还要简略,都不及《法显传》之详审。根据《法显传》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。

法显离开长安,度陇,到了乾归国。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,在今甘肃兰州市西。他在这里“夏坐”。所谓“夏坐”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。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,时间是399 年。

夏坐完毕,他又前进至耨檀国,是南凉的都城,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。又在这里夏坐,这是400 年的夏坐。

从这里走到敦煌,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。《祐录》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,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。过了沙河,来到了鄯善国,即古楼兰国,在今新疆若羌县。住此一月日,复西北行十五日,到焉夷国,即《汉书·西域传》之焉耆国,今新疆焉耆。在这里住二月余日,蒙苻公孙供给,得以前进。又经过一段沙漠,“所经之苦,人理莫比”。在道一月五日,到了于阗,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。这里“其国丰乐,人民殷盛,尽皆奉法,以法乐相娱。众僧乃数万人,多大乘学”。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,看了行像。既过四月行像,法显等进向子合国,在道二十五日,便到其国,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。留此十五日,南行四日,入葱岭山,在于麾国安居。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。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(安居),时间是401 年。

安居后,行二十五日,到竭义国。竭义国究竟在何处?为研究《法显传》的一大难题。(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1—22 页)日本学者足立喜六:《法显传考证》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。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。他们看了佛唾壶。此国当葱岭之中。“自葱岭已前,草木果实皆异,唯竹及安石留、甘蔗三物,与汉地同耳。”这里有竹子和甘蔗,值得注意。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,在道一月,得度葱岭。

在印度

到了北天竺,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,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(Darel)。这里和尚都是小乘。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,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。度河到了乌苌国,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。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,有佛的足迹。法显在这里夏坐,是公元402 年。

夏坐后,南下,到了宿呵多国,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。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,信徒起塔纪念。

从此东下,走了五天,到了犍陀卫国,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。国人多小乘学。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。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。

自此东行七日,到了竺刹尸罗国,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。佛为菩萨时,在这里以头施人,投身饲,这两处都起了大塔。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,到了弗楼沙国,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。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。这里有大塔,有佛钵。

西行十六由延,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。由延,印度长度名。根据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二的说法,是“圣王一日单行”。但是并不固定,有四十里、三十里、十六里等说。醯罗城,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。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。这个精舍名声广被,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二等都有记载。从此北行一由延,来到那揭国城,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。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。城中还有佛齿塔。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。城南有佛留影处。

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,然后南度小雪山,慧景病死。这件事《祐录》有记载。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。《祐录》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;但是《法显传》却认为,到了陀历国,已进入北天竺。

过岭以后,南到罗夷国。有三千和尚,大小乘都有。法显在这里夏坐,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,公元403 年。南下,行十日,到跋那国,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(Bannu)。这里有三千小乘僧。从此东行三日,复渡新头河,到了毗荼,今旁遮普。佛法兴盛,大小乘都有。从此东南行,经过了很多寺院,进入了中天竺。先到摩头罗国,即今印度北方邦之土腊。遥捕那河流经此处,即今之朱木拿河。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,可有三千僧。

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,到了僧伽拖国,即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四之劫比他。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,学者间意见有分歧,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。此地佛教遗迹颇多,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。下来时,地上化出三道宝阶,后来又没于地,余有七级现,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。佛在天上受天食,身作天香,于此处沐浴,浴室犹在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。此处有僧尼千人,杂大小乘学。这里有一个白耳龙。《祐录》也记载了这一件事,称之为迦施国,但是次序有些混乱。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。别有佛塔,鬼神常来洒扫,不须人工。有一僧伽蓝,可六七百僧。法显住龙精舍夏坐,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,时为公元404 年。

夏坐完毕,东南行七由延,到了罽饶夷城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,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。有二僧伽蓝,尽小乘学。从此东南行十由延,到了沙祇大国,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。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。

从此北行八由延,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,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—马海脱。这里佛教遗迹很多:有大爱道故精舍、须达长者井壁、鸯掘魔得道、般泥洹、烧身处。出城南门千二百步,有须达精舍,即所谓祇洹精舍。这里有头栴檀佛像。精舍西北四里有榛,名曰得眼。精舍东北六七里,有毗舍佉母精舍。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,一东向,一北向,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。出东门,北行七十步,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,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。道东有外道天寺,名曰影覆,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,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。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,除一处外,都住有和尚。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,各有徒众。《法显传》在这里有几句话:“调达亦有众在,供养过去三佛,唯不供养释迦文佛。”佛灭度后一千多年,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(提婆达多)居然还有徒众,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城西五十里,有一邑,名都维,有迦叶如来遗迹。东南行十二由延,到那毗伽邑,有拘楼秦佛遗迹。从此北行,不到一由延,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。从此东行,不到一由延,到了迦维罗卫城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,在今尼泊尔境内,与印度北方邦毗邻。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,古迹特多。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。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, 佛就在这里降生。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(Rummindei)。法显到的时候,此城已空荒颓败,白象、狮子横行。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,到了蓝莫国,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。这里有蓝莫塔,荒芜已久,原来没有僧人,群象以鼻取水洒地,折花供养。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,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。从此东行三由延,有太子遣还车匿塔。再东行四由延,有炭塔。

复东行十二由延,到拘夷那竭城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。此城故址何在,学者意见分歧。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。(参阅章巽前引书,89—91 页)城北双树间,希连河边,是世尊般涅盘处。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。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,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。自此东行五由延,到毗舍离国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七之吠舍厘国,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。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。有佛住处、阿难半身塔、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,有庵婆罗园,有放弓仗塔,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。从此东行四由延,到五河合口,有阿难般涅盘塔。

度河南下一由延,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八、卷九之摩揭陀国,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。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,名罗沃私婆迷,为国王所敬奉。据《祐录》卷十五《智猛传》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,即巴连弗邑,在这里遇到一个“大智婆罗门”,名罗阅宗,从他家里得到《泥洹》胡本一部,又寻得《摩诃僧祇律》一部及余经。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。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,人民富盛,每年行像,倾城参与。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,他的遗迹很多。从此东南行九由延,至一小孤石山,山头有石室。从此西南行一由延,到那罗聚落,是舍利弗本生村,有塔。从此西行一由延,至王舍新城。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,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。出城南四里,入谷到了沙王旧城。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。再入谷,搏山东南上十五里,到耆阇崛山,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。下面就接上了《祐录》。以上是根据《法显传》对《祐录》的补充。补充得这样多,可见《祐录》记载不够全面。《祐录》还有一个特点:一进北天竺,就讲王舍城,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,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。但是在《法显传》中,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,而是在足山。从此南行三里,到一山,名鸡足,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。

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。顺恒水西下十由延,到了旷野精舍。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,到了迦尸国波罗城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七之婆罗斯,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,《祐录》称之为迦施国。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。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,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,就在这里。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,翳罗钵龙精舍,《祐录》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。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,到拘晱弥国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五之赏弥,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(Kosm)。《祐录》中的“后至中天竺”,疑有误,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,用不着“后至”了。从此南行二百由延,有达嚫国,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,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。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。但是,此国道路艰难,法显没有能亲身去,只是听本地人说到,故记入《法显传》中。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,亲自抄写戒律。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,无本可写,不得不躬亲抄写了。他在这里住了三年,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——第九年,即义熙元年——三年(405年—407年)。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,有瞻波大国,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。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,到多摩梨帝国,是海口,即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之耽摩栗底国,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(Tamluk)。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,写经及画像。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(408年、409年)。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。

师子国

师子国,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,一意译,一音译,

即今之斯里兰卡。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,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,于是遂成大国。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。有无畏山僧伽蓝,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。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,有声名远扬的佛牙。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,有跋提精舍,有二千和尚。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,和尚三千人。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,因此佛教非常兴盛。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,内容讲的是佛钵。他想写这一部经,但是道人说,只是口诵,因此没有能写成。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,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(410年、411年)。

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,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:(一)《法显传》,法显撰述。(二)梁僧祐撰《出三藏记集》,简称《祐录》。(三)梁慧皎撰《高僧传》卷三《法显传》。(四)唐道宣撰《大唐内典录》。(五)唐靖迈撰《古今译经图纪》。(六)唐智升撰《开元释教录》。(七)唐圆照撰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。(八)隋费长房撰《历代三宝记》。(九)元念常集《佛祖历代通载》。

背景

只有了解背景,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。佛教传入中国,到了东晋法显时代,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。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,一是以支谶、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;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。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。从时间先后来看,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:支谦、竺法护时,所译多般若方等;道安时,所译多有部经论;鸠摩罗什时,大乘之学极为昌明。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。 一个外来的宗教,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,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,佛教不能例外。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、伪装、适应,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,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。到了东晋,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。

从政治形势来看,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。西晋亡于建兴四年(316年),次年晋元帝即位,是东晋的开始。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,大都扶植佛教,后赵、前秦、后秦、北凉,崇佛更为突出。在南方,则是所谓“衣冠南渡”,北方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学士,为了躲避异族压迫,纷纷南逃。这些人,包括一些国王在内,也都崇信佛教,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总之,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。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。从佛教内部来看,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。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。根据唐法琳《辩正论》的记载,东晋一百零四年,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。

这个数字是否可靠,不得而知。(参阅任继愈主编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二卷,第574—580 页)其次,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,僧尼数目与日俱增。再次,名僧辈出,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。最后,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。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: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,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,而是跨越地区,跨越政治分界。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,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,而取进来的成份少。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,颇亦有人。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。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,实如凤毛麟角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到了晋末宋初,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。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,或意在搜寻经典,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,或欲睹圣迹,作亡身之誓,或想寻求名师来华。(参阅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北朝佛教史》,第十二章)

在搜寻经典中,一般说来,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,而是有目的、有重点的。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。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,就会认为,这样做有其必然性。上面已经说到,僧尼人数日增,僧伽已经形成,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。人数少了,只需约法三章,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。人数一多,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。举道安作一个例子。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五《道安传》说:师徒数百,斋讲不倦……既至,住长安五重寺,僧众数千,大弘法化。(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)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。《道安传》接着说:安既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,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,条为三例: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;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;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。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。

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。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。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,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。

著述

《法显传》又称《佛国记》、《佛游天竺记》、《历游天竺记传》等。书中

记述的地域甚广阔,对所经中亚、印度、南洋约30国的地理、交通、宗教、文化、物产、风俗乃至社会、经济等都有所述及,是中国和印度间陆、海交通的最早记述,中国古代关于中亚、印度、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,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,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,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《摩诃僧祗律》、《大般泥洹经》等。

取经

东晋隆安三年( 399年),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

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。六十多年的阅历,使法显深切地感到,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。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,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,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,无恶不作。为了维护佛教“真理”,矫正时弊,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(古代印度),寻求戒律。

这年春天,法显同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四人一起,从长安起身,向西进发,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。次年,他们到了张掖(今甘肃张掖),遇到了智严、慧简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五人,组成了十个人的“巡礼团”,后来,又增加了一个慧达,总共十一个人。“巡礼团”西进至敦煌(今甘肃敦煌),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,西出阳关渡“沙河”(即白龙堆大沙漠)。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,智严、宝云等人在后。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,时有热风流沙,旅行者到此,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。法显后来在他的《佛国记》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:“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遍望极目,欲求度处,则莫知所拟,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。”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,走了十七个昼夜,一千五百里路程,终于渡过了“沙河”。

经过鄯善国

接着,他们又经过鄯善国(今新疆若羌)到了茑夷国(今新疆焉耆)。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,宝云等人也赶到了。当时,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(印度佛教分

小乘、大乘两大派),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,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,连食宿都无着落。不得已,智严、慧简、慧嵬三人返回高昌(新疆吐鲁番)筹措行资。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(在今克什米尔)。

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,又开始向西南进发,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。塔克拉玛大沙漠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心(塔里木,在古突厥语中本意为“之流”;塔克拉玛干含义则一直没有定论。一般比较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有三种:1、葡萄之乡;2、原来的家园;3、吐火罗人的家园),这里异常干旱,昼夜温差极大,气候变化无常。行人至此,艰辛无比。正如法显所述:“行路中无居民,沙行艰难,所经之苦,人理莫比。”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,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“进去出不来”的大沙漠,到达了于阗国(今新疆和田)。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,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“行像”仪式,住了三个月。接着继续前进,经过子合国,翻过葱岭,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。法显和慧应、宝云、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、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(今巴基斯坦白沙瓦)。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,道整陪他暂住。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,与法显他们会面。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,慧达、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,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。

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,与慧景、道整会合,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(即阿富汗的苏纳曼山。梵语中是对“大雪山”即喜马拉雅山而言)。此山也是冬夏积雪,三人爬到山的北阴,突然遇到寒风骤起,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,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,无限感慨地哭着说:“取经的愿望未实现,你却早死了,命也奈何!”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,翻过小雪山,到达罗夷国。又经跋那国,再渡新头河,到达毗荼国。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,渡过了蒲那河,进入中天竺境。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,周游中天竺,巡礼佛教故迹。

晋元兴三年

晋元兴三年( 404年),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—拘萨罗国舍

卫城的祗洹精舍。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,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,深表钦佩。《佛国记》载:“彼众僧叹曰:奇哉,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。自相谓言:我等诸师,和上相承,未见 汉道人来到此地也。”这一年,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—迦维罗卫城。

晋义熙元年

晋义熙元年( 405年),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。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,抄写经律,收集了《摩诃僧祗律》、《萨婆多部钞律》、《杂阿毗昙心》、《方等般泥洹经》、《綖经》、《摩诃僧祗阿毗昙》等六部佛教经典,一共住了三年。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,追叹故乡僧律残缺,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。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,便一个人继续旅行。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,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(印度泰姆鲁克)写经画(佛)像,住了两年。

东晋义熙五年

东晋义熙五年( 409年)年底,法显离开多摩梨,搭乘商舶,纵渡孟加拉湾,到达了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。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,求得了《弥沙塞律》、《长阿含》、《杂阿含》以及《杂藏》等四部经典。至此,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。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,又想着一开始的“巡礼团”,或留或亡,今日孤身一人,形影相吊,心里无限悲伤。有一次,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,触物伤情,不觉潸然泪下。

东归 东晋义熙七年( 411年)八月,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,坐上商人的大舶,循海东归。舶行不久,即遇暴风,船破水入。幸遇一岛,补好漏处又前行。就这样,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,到达了耶婆提国(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,一说爪哇岛)。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,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。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,船失方向,随风飘流。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,忽然到了岸边。法显上岸询问猎人,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(山东即墨)的劳山。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,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。时为东晋义熙八年( 412年)七月十四日。法显65岁出游,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,历经十三年,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。在这十三年中,法显跋山涉水,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正如他后来所说的:“顾寻所经,不觉心动汗流!”

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,旋即经彭城、京口(江苏镇江),到了建康(今南京)。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,又来到荆州(湖北江陵)辛寺,元熙二年( 420年),终老于此,卒时八十六岁,一作八十二岁。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,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,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,计一万多言。他翻译的《摩诃僧祗律》,也叫大众律,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,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抓紧译经的同时,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-----《佛国记》。《佛国记》全文九千五百多字,别名有《法显行传》、《法显传》、《历游天竺纪传》、《佛游天竺记》等。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,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,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。法显去印度时,正是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-----芨多王朝(320年-480年)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,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,超日王时的历史,只有依靠《佛国记》来补充。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、于阗、龟兹等古国,湮灭已久,传记无存,《佛国记》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,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。《佛国记》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,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。此外,《佛国记》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。中国与印度、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,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,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。《佛国记》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,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。

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,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的惊人壮举,他留下的杰作《佛国记》,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,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。唐代名僧义净说:“自古神州之地,轻生殉法之宾,(法)显法师则他辟荒途,(玄)奘法师乃中开正路。”近代学者梁启超说:“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,赍佛典多种以归,著《佛国记》,我国人之至印度者,此为第一。”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·沙勒说:“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。”他还把《佛国记》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“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”。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《佛国记》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。印度学者恩·克·辛哈等人也称赞说:“中国的旅行家,如法显和玄奘,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。”

回国

说到“西天取经”,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唐僧。其实早在玄奘之前两百多年,就有人已经完成了一次取经大业,此人就是高僧法显。

其实法显并非西行第一人。中国西行游历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,他因读《道行经》,觉得尚未尽善,遂往于阗,求得梵书正本九十章,遣弟子送归,经竺叔兰、无罗叉译出,即今本《放光般若经》。最后士行终老于阗,所以法显成为西行取经回国第一人。

在中国,“第一”与“第二”之间的地位历来悬殊,但之所以法显名声大不如玄奘,我们不得不承认书生并非百无一用———是吴承恩让玄奘家喻户晓,法显则没有好运气能成为某位作家笔下的主角。

论业绩和经历的丰富程度,法显的历史地位都不应该在玄奘之下,不过唐僧手下有孙悟空、八戒、沙和尚,鲜花需要绿叶衬托,法显没有这样的绿叶。文学包装往往能延长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寿命,小说加史书的组合才能让一个曾经的名人永垂不朽。

人物轶事

法显性情纯厚。有一次,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割稻,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。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,只有法显一个人站着未动。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:“你们如果需要粮食,就随意拿吧!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,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。如果抢夺他人粮食,恐怕来世会更穷。贫道真为你们担忧啊!”说完,他从容还寺,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,弃粮而去。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。

《祐录》原文:释法显,本姓龚,上党郡襄垣人也。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,其父惧祸及之,三岁便度为沙弥。居家数年,病笃欲死,因送还寺,信宿便差,不复肯归。母欲见之不能得,为立小屋于门外,以拟去来。十岁遭父忧,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,逼使还俗。显曰:“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。正欲远尘离俗,故入道耳。”叔父善其言,乃止。顷之母丧,至性过人,葬事既毕,仍即还寺。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。时有饥贼欲夺其谷。诸沙弥悉奔走,唯显独留,语贼曰:“君欲须谷,随意所取。但君等昔不布施,故此生饥贫。今复夺人,恐来世弥甚。贫道预为君忧,故相语耳。”言讫即还。贼弃谷而去。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。二十受大戒,志行明洁,仪轨整肃。

评价

地位

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,到了法显时代,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,一个转折点,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。

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。根据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的统计,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,以晋末宋初为最盛。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:康法朗和其他四人,见《高僧传》卷四;于法兰,见同上书、卷;竺佛念,见《高僧传》卷一;慧常、进行、慧辩、见道安;《合光赞放光随略解》;慧叡,见《高僧传》卷七;支法领、法净,见《高僧传》卷六《慧远传》;法显、智严、智羽、智远、宝云、慧简、僧绍、僧景、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、慧达,见《法显传》、《祐录》卷十五《法显传》、《智严传》、《宝云传》;昙学、威德等八人,见《祐录》卷九;僧纯、昙充、道曼,见《祐录》卷十一;智猛与昙纂、竺道嵩等十五人,见《高僧传》卷三;法勇

、僧猛、昙朗等二十五人,见《高僧传》卷三;沮渠京声;道泰;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,见《名僧传抄》;僧表,见同上书;法维;道普。

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,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。这里所谓“突出”,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、最远。

在法显以前,在汉代,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,比如张骞甘英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他们到的地方很远,很远;但是法显到的地方,他们却没有到过。这一点《高僧传》、《法显传》和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,卷三都指出:“皆汉时张骞、甘父所不至也。”(见50,337c 和55,507c)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、认识外国,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。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。

(二)法显真正到了印度。

既然西行寻求正法,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。然而,奇怪的是,在法显之前,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。汤用彤先生说:“故海陆并遵,广游西土,留学天竺,携经而反者,恐以法显为第一人。”(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380 页)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。法显以后,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。

(三)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。

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。他经过了千辛万苦,确实寻到了,其中最重要是《摩诃僧祇律》四十卷。归国后,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。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。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,宛如及时的春雨,对佛教的发展,起了促进作用。

(四)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。

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。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:用越来越少的努力(劳动)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。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。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,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。

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。专就印度佛教而论,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。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顿悟学说的兴起,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。小乘讲渐悟,讲个人努力,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,换一个术语来说,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。想成佛,完全依靠个人努力。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,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,社会就不能存在。这是绝对不行的。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,讲虔诚信仰,只需虔心供养,口宣佛号,则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,何等轻松惬意!这样既然满

足宗教需要,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。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,终于得到了发展。

影响

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。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,请参阅《祐录》卷二以及其他经录,这里不再胪列。但是他写的《法显传》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。《法显传》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,比如《佛游天竺记》、《释法显行传》、《历游天竺记》、《佛国记》、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、《释法显游天竺记》、《佛游天竺本记》、《释法明游天竺记》、《法明游天竺记》、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、《法显记》等等,名称固繁,版本亦多(请参阅章巽前引书,页13—24)。《法显传》在国际上的影响,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。根据章巽的统计(见同上书,页30),共有英译本三,译者为Samuel Beal(1869)、James Legge(1886)和H.A.Giles(1923);日译本三,译者为足立喜六:《考证法显传》(1935)、《法显传——中亚、印度、南海纪行研究》(1940)和长泽和俊(1970)。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,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。

专门谈一谈《法显传》对印度的影响。众所周知,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,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。因此,研究印度古代历史,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,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,而在这些典籍中,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。僧人游记数量极多,而繁简不同,时代先后不同。《法显传》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。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和义净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、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鼎足而三。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,包括印度学者在内,都视之为瑰宝。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:“如果没有法显、玄奘和马欢的著作,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。”

后世纪念

纪念馆

法显纪念馆于2007年10月奠基,位于法显大师的故乡山西临汾。历时两年修建,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工。纪念馆占地490平方米,建筑面积168平方米,总投资200万元。在此次落成典礼上,纪念馆展示了法显纪念铜像、取经线路沙盘图、法显求法漆雕连环画以及国内外各个时期、各种版本的《佛国记》等。

纪录片

总导演:金铁木

导 演:邓斐

执行制片人:金城 司路路

摄影指导:王琥

视效指导:徐晋非 王思宇

剪辑:郭 沛

解说:李 易

独 白:齐克建

纪念艺术作品

12幅系列油画《法显传》,由油画家管恩智先生绘制。

公元337年,中国北方的后赵王朝立国18年。

法显已经70岁高龄,要像来时那样翻越高山雪岭、穿越茫茫沙漠,一定凶多吉少。自己该何去何从呢?归国之路又在哪里呢?这些问题,让法显无比困扰。因为他并不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,最让法显忧心忡忡的,就是这些历尽千辛万苦寻求到的佛典经律,不能被他带回故国家园。

当法显完成《佛国记》后,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。在佛堂内,法显最后一次礼拜着佛祖。对于一个僧人来说,生命的目的就在于圆满成佛。自踏入佛门以来,法显始终追随着佛的脚步,没有片刻的懈怠。

公元423年,法显在荆州江陵的辛寺里悄然逝世,享年86岁。

1600年来,法显始终没有被人们所遗忘。法显所创作的《佛国记》,更是代代相传,被翻译为英、法、日,印度文等多国版本,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秧歌剧

2015年6月26日晚,以东晋时期高僧法显西行取经而改编的长治襄垣秧歌剧《法显》在襄垣会堂上演。该剧真实再现了62岁的法显历经14年,长途跋涉,走遍三十余国,最终取回真经戒律的感人故事。该剧弘扬了法显坚忍不拔、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。

长治襄垣秧歌剧《法显》是由长治市襄垣县委常委、副县长、宣传部长桑爱平编剧,国家著名导演张平总导演的新编大型历史人物剧。该剧讲述了东晋时期,佛教在中国得到空前的发展,而出生在襄垣、出家仙堂寺的高僧法显胸怀大志,一心向佛,以普度天下苍生为己任,于公元399年西行印度求取真经戒律,历经14年,走遍三十余国,最终取回12部重要经典籍,译注60余卷上百万言经书,并将所历国家山川地貌、风土人情撰成《佛国记》,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相关研究

首先是他的籍贯。《祐录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古今译经图纪》、《开元录》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。《历代三宝记》、《大唐内典录》则只说是“襄垣沙门”。按当时只有上党县,而无襄垣县。(参阅章巽《法显传校注》页2)

第二是他的生年。《祐录》没有说,其他书亦然。我们只能根据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。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 年,壬寅,晋咸康八年。(参阅章巽同上书,页1—2)

第三关于“三岁便度为沙弥”的问题。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,屡见于中国载籍。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。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。

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。在印度,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。直到今天,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。在中国法显时代,寺院经济早已形成,寺院多有田地,除了靠雇工耕种外,由寺院的执事次第安排僧及信徒二众来出坡劳动。《道安传》中也有劳动的记载。

附录

文言小传

【法显(宋江陵辛寺)[《高僧传》卷三]】

释法显姓龚。平阳武阳人。有三兄并髫龀而亡。父恐祸及显。三岁便度为沙弥。居家数年病笃欲死。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。不肯复归。其母欲见之不能得。后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。十岁遭父忧。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。逼使还俗。显曰。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。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。叔父善其言乃止。顷之母丧。至性过人。葬事毕仍即还寺。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。时有饥贼欲夺其谷。诸沙弥悉奔走。唯显独留。语贼曰。若欲须谷随意所取。但君等昔不布施。故致饥贫。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。贫道预为君忧耳。言讫即还。贼弃谷而去。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。及受大戒。志行明敏。仪轨整肃。常慨经律舛阙。誓志寻求。以晋隆安三年。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。发自长安。西渡流沙。上无飞鸟。下无走兽。四顾茫茫。莫测所之。唯视日以准东西。望人骨以标行路耳。屡有热风恶鬼。遇之必死。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。有顷至葱岭。岭冬夏积雪。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。山路艰危壁立千仞。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。凡度七百余所。又蹑悬緪过河数十余处。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。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。慧景噤战不能前。语显曰。吾其死矣。卿可前去勿得俱殒。言绝而卒。显抚之泣曰。本图不果命也。奈何复自力孤行。遂过山险。凡所经历三十余国。将至天竺。去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。逼冥过之。显明旦欲诣耆阇崛山。寺僧谏曰。路甚艰阻。且多黑师子亟经啖人。何由可至。显曰。远涉数万誓到灵鹫。身命不期出息非保。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。虽有险难吾不惧也。众莫能止。乃遣两僧送之。显既至山。日将曛夕欲遂停宿。两僧危惧舍之而还。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。翘感旧迹如睹圣仪。至夜。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。舐唇摇尾。显诵经不辍。一心念佛。师子乃低头下尾。伏显足前。显以手摩之。咒曰。若欲相害待我诵竟。若见试者可便退矣。师子良久乃去。明晨还返。路穷幽梗。止有一径通行。未至里余。忽逢一道人。年可九十。容服粗素。而神气俊远。显虽觉其韵高。而不悟是神人。后又逢一少僧。显问曰。向耆年是谁耶。答云。头陀迦叶大弟子也。显方大惋恨。更追至山所。有横石塞于室口。遂不得入。显流涕而去。进至迦施国。国有白耳龙。每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。皆有信效。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。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。两耳悉白。众咸识是龙。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。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。去岁辄一出。显亦亲见。后至中天竺。于摩竭提邑波连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。得摩诃僧祇律。又得萨婆多律。抄杂阿毗昙心。綖经方等泥洹经等。显留三年。学梵语梵书。方躬自书写。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。到师子国。显同旅十余。或留或亡。顾影唯己。常怀悲慨。忽于玉像前。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。不觉凄然下泪。停二年。复得弥沙塞律。长杂二含。及杂藏本。并汉土所无。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。舶有二百许人。值暴风水入。众皆惶懅。即取杂物弃之。显恐弃其经像。唯一心念观世音。及归命汉土。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。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。停五月。复随他商东适广州。举帆二十余日。夜忽大风合舶震惧。众咸议曰。坐载此沙门。使我等狼狈。不可以一人故。令一众俱亡。共欲推之。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。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。不尔便当见杀。汉地帝王奉佛敬僧。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。商人相视失色。僶俯而止。既水尽粮竭。唯任风随流。忽至岸见藜藋菜。依然知是汉地。但未测何方。即乘船入浦寻村。见猎者二人。显问此是何地耶。猎人曰。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。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。嶷素敬信。忽闻沙门远至。躬自迎劳。显持经像随还。顷之欲南归。青州刺史请留过冬。显曰。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。志在弘通。所期未果不得久停。遂南造京师。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。译出摩诃僧祇律。方等泥洹经。杂阿毗昙心。垂百余万言。显既出大泥洹经。流布教化咸使见闻。有一家失其姓名。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。自写一部读诵供养。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。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。资物皆尽。唯泥洹经俨然具存。煨烬不侵卷色无改。京师共传咸叹神妙。其余经律未译。后至荆州卒于辛寺。春秋八十有六。众咸恸惜。其游履诸国。别有大传焉。